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助理樊星介绍，从他以往办案经验看，受害儿童主动说的不多，家长发现的也不多，“可以推定，我们看到的只是部分情况。”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七案件被指令再审，最高法四巡改革加强人权保障》但奇迹真的发生了，赵书宇虽未完全度过危险期，但有了知觉。“小宇一定是听到了大家给他的祝福。”刘佩芹说，儿子病倒后，有6000多人为他捐款，除了他的同学、同事，还有患者和被他的善良打动的“陌生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