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还说，性侵也是分层级的，他遇到一些案例，比如把女孩裙子撩起来摸下体，“其实这也是性侵，但与长期的猥亵、强奸不同，这类轻微的案例也比较多。如果证据不能固定，就难以认定构成犯罪”。

杨延丽是一位“新北京人”。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，研究生毕业后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是公司没有“留京指标”。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，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，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。

《国台办：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》不可松懈的还有追责之弦。2017年初召开的贯彻落实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 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座谈会明确提出，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统计工作的考核管理，对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，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期望以后官员因统计造假而被追责不再罕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