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李莹说，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，经法院调解，被告人会出钱赔偿，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。

《2020年全国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3100余起》对此结果，李莹称，已就该案刑事判决部分向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申请，并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。只有一名女孩因遭受严重精神损害正在治疗，得到8万元赔偿，其他女生没有获得赔偿。这是民事部分上诉理由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