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。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，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。“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，但因为证据问题，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，也没办法帮助她。”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七案件被指令再审，最高法四巡改革加强人权保障》朱家落“炮弹”的消息很快传遍村里，许多村民纷纷赶来看热闹。有人猜测是烟火，“降落伞起到缓冲作用，做工这么考究，表面刷成军绿色，普通百姓不可能接触这样的东西。”有村民分析说。有人认为是信号弹，可能是有人进山“作业”遇到了麻烦，发信号弹通知同伴。有人认为是人工增雨弹，“这几天不是在下雨吗，应该不需要再增雨了吧。”有村民马上予以否定。得知消息后，该村村委主任俞庆国也赶到现场，“这东西没见过，这种事以后还会不会发生，还是要搞搞明白。”他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