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法今年6月曾经对工商部门的建议作出回复，回复表示2014年的规定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。但就现阶段情况看，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，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，最高法要逐步遏制“职业打假人”的牟利性打假行为。赵律师介绍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也即将出台，该条例意见稿中不认可职业打假人为消费者，对职业打假人持一种否定态度。因此，关于江小华一案的判决，可能代表着法院的态度。

吸引他们的最大因素可能就是被称之为“方案公司”这一行业的存在。深圳有着数量众多生产电子零部件和电路板的工厂，方案公司对于谁在哪里生产什么这一类信息了如指掌，根据创业者的需求帮助他们实现对接。即便创业者自身不拥有工厂或设计、研发部门，但只要有想法，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成品推向市场。

《七案件被指令再审，最高法四巡改革加强人权保障》童小军不太赞成由施暴的被告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。她认为，性侵对儿童的精神或心理伤害很大，这种伤害不能弥补，“并且会让施暴者觉得我已经赔偿你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