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

《发改委:抓典型案例助“银发族”跨越“数字鸿沟”》起诉书显示，潘周贤与其父潘基祥于2013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，向越南一名商人支付50万美元(约324万元人民币)，试图安排200万美元(约1297万元人民币)款项贿赂中东官员，希望促成出售越南一座72层高的“京南地标大厦”。